“沈从文作为一个自然人，毫无疑问是一个湖南人，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文学生命的开始，他在小说和散文当中为当时的文坛和我们今天的文坛提供的湘西的文学世界的起点是在北京。”在著名评论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李林荣看来，北京是沈从文文学生命依托的土壤和背景，北京的水土和历史文化成就了这位青年作家，尽管他的出身、人生道路和他的文学世界构造的原材料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

第七届北京十月文学月主题活动“名家读经典——沈从文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日前在京举办。本次活动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大厦承办，李林荣于期间讲述“百年从文：《边城》内外的京派风度”，与读者分享了一个丰富立体的沈从文。

李林荣关注到，除作家和历史文物学者外，沈从文作为文学编辑和大学教授这两个常常被读者和学者所忽视的重要身份。1929年到1937年的七八年的时间里，沈从文主要负责的工作是编辑天津和北京的几个报纸的文艺副刊。这其中发行频率最快的就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此外，沈从文还参与了一些由常年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文人所编辑的文学杂志。

“文学杂志与报纸都是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在创作的同时积极投入其中做文学编辑工作的一个主要的阵地。在这个阵地上，沈从文利用在文坛上产生的影响，团结、扶持、培养了大量的青年作家。”李林荣说。

活动现场，李林荣还向读者讲述了沈从文代表作《边城》创作和出版背后的故事。“《边城》的最后翠翠的外祖父突然去世，暴风雨来临，白塔坍塌，这给人一种幻灭感。这种幻灭感来自当时沈从文内心的波动。”

李林荣认为，《边城》绝非一个单纯地想把中国的传统社会或者传统的伦理道德一味美化的作品。沈从文想用《边城》去展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自身的精神基底当中美好的品德、美好的伦理和美好的人性。他指出，“沈从文写下美好的《边城》，将《边城》中的美好放大，他希望自己的文章对于民族具有疗愈和拯救的作用。”

李林荣还强调，《边城》为中国现代文学甚至是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很特殊的样板，它让人们看到中国人关于悲剧，关于悲哀到极点的文学叙事、文学作品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对此，李林荣分析说：“往往我们中国人认为凡是悲剧性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性的作品，必定有一个需要在道德上负责任的坏人。而沈从文用《边城》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书写悲剧的模式，《边城》中所有人的结局都不好，追求爱情的人没有着落，想得到心爱女子的人最后完全是失落的，想让下一代有更好生活的人也遭遇了和理想中生活理念和期盼完全相反的悲剧性的结局，然而所有的悲剧中，并没有一个在道德上有过失的人作为责任人，所有人都共同遭遇了一个悲剧的事件。这些人一连串的善念，一连串的谦让，一连串的美好的期盼，贯穿起来形成了一个合力，最后是这个合力把所有人心中那个寻常朴素的美好信念给击碎了。这种悲剧的模式在《边城》之前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