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叙述学时，赵毅衡曾下论断：“叙述学实际上是个条理相当分明的学问……在人文学科中，这样的好事几乎是绝无仅有。”虽然在之后的写作中，也因为涉及庞杂的人物、人群、人事的复杂变异让赵毅衡大呼“当初的判断恐怕太乐观”，然而叙述学仍旧因为其置身于千头万绪的小说世界中，却能够抽取出一个近于“公式”的分析章法而让人大呼舒适。

赵毅衡认为，故事是符号的集合，符号构成了一个可以被接受者读出合一的意义和时间向度的文本，由此它是可以被解读和分析的，而关于小说的叙述学角度阐释也让读者可以跳出光怪陆离的个体文本，获得一种宏观的视角。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写作于1998年，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再版推出。这本书主要介绍了叙述行为、叙述主体、叙述层次、叙述时间、叙述方位、叙述中的语言行为、情节、叙述形式的意义等内容。提起叙述学，非专业的研究者乍听总会觉得其非常复杂，但由于叙述学主要集中于研究艺术性的文字叙述，即文学叙述（主要包括小说和叙事诗），这让叙述学的研究中充满了具体可感的分析案例，能够快速引起读者的兴趣。

下文以《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一书中对“叙述者”的阐释为例，看看叙述学中怎样理解文本中的叙述者。

小说文本中的叙述者

如同主标题“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所暗示的，赵毅衡认为，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叙述学首先要廓清的一个概念是，叙述者并不等于作者，赵毅衡以《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主体为例，谈道：

《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斯万家那条路》出版于1913年，最后一卷《时间失而复得》在作者去世（1922年）之后才整理出来。而根据作品中的情节推算，叙述者马赛尔要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六年之后，也就是说，大约1924年，才下决心坐下来写作。叙述者马赛尔在作者马赛尔（马赛尔·普鲁斯特）死了两年后才“下决心”叙述十年前已经开始叙述的马赛尔的故事。

所以，单是《追忆似水年华》这个文本中，就可以将马赛尔分成三个“人”：即叙述者马赛尔、主人公马赛尔以及作者马赛尔·普鲁斯特。叙述者马赛尔并非作者马赛尔·普鲁斯特；叙述者马赛尔也并非主人公马赛尔（叙述者马赛尔成熟、深沉善于观察、分析，被叙述的主人公马赛尔热情、冲动、靠本能行动；叙述者马赛尔在全部情节结束后的某时刻开始叙述行为，被叙述的马赛尔从年轻时开始经历小说中叙述的全部事件）。

由此，在对于“叙述者”进行定义时，赵毅衡说：“在口头叙述中，叙述者是具体的，听众（受述者）直接感知到他的物质性存在，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在艺术叙述文本中，叙述者成为一个抽象的人格，是戏剧化了的叙述行为中一个环节。叙述者绝不是作者，作者在写作时假定自己是在抄录叙述者的话语。整个叙述文本，每个字都出自叙述者，决不会直接来自作者。”

简而言之，关于文本中的叙述主体，需要先廓清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小说人物等几个概念的关系。

其中，隐含作者是一个从文本中归纳出来的假定拟人格，只是作者的某一部分人格，或者这一部分的变体。我们应该从隐含作者的身上去推论或者选择作者的人格，而不能由作者人格定义隐含作者；叙述者是隐含作者的实际应用，叙述者可以是作者本身，可以是小说人物，也可以是隐含作者。

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有可能一致，有可能意见相左，也有可能完全冲突，这样就使叙述的意指过程戏剧化，叙述内部关系紧张而复杂。

鲁迅《在酒楼上》短篇小说的插画，鲁迅的小说文本中常有一个外来的、或者返乡的观察者“我”作为主要叙述者，而这个“我”并不一定是作者鲁迅本身。

与此相对的，也需要区别读者、隐含读者、受述者与小说人物等概念的关系：隐含读者是从叙述作品的内容形式分析批评中归纳推论出来的价值观念集合的接受者、呼应者，是推定作者假定会对他的意见产生呼应的对象；读者未必是隐含读者；受述者可以是小说人物，也可以是隐含读者，甚至可以是作者发声时的读者。

唯一可靠的“隐含作者”

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部分，赵毅衡以诸多具体的案例来阐释弄清楚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对于理解文本的重要性。

赵毅衡认为，与叙述分析有关的所谓作者，是从叙述中归纳、推断出来的一个人格，这个人格代表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形态、个人心理以及文学观念的价值，叙述分析的作者就是这些道德的、习俗的、心理的、审美的价值与观念之集合，这个可以被称为作者的“第二自我”的人格，是作者通过作品的写作创造出来的一个人格。

对于叙述学而言，只有这个作者的“第二自我”才是真实的、可靠的、可触及的、可批评的、可分析的人格。如果我们不是作者的朋友，我们作为读者就只能与这个第二人格打交道。这个作者的第二人格，现代文学理论一般称为“隐含作者”，因为他是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推论归纳出来的。

赵毅衡对此认为：

隐含作者的概念对于现代文学批评来说至为重要。目前我国批评界的很多混乱的说法，有不少就起因于将作者与隐含作者相混淆，认为作品中的价值观一定是作者思想意识的一部分。

比如讽喻诗和闲逸诗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白居易，久为我们所知，宋人写的诗和词经常判若两人。《蚀》三部曲的隐含作者与《子夜》或《林家铺子》的隐含作者很不同：前者热烈而悲愤，后者冷静而观察犀利。韦恩·布斯曾举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为例，认为他的三部主要作品有三个完全不同的隐含作者：《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的隐含作者“十分关心公共事务，担心野心家掌握权力可能危害社会”，《阿密利亚》的隐含作者是个板起面孔说教的道德家，而《约瑟夫·安德鲁》的隐含作者却是个玩世不恭的乐天派。

对比作者和隐含作者，赵毅衡认为，一般来讲，隐含作者都比作者高尚，因为隐含作者是受社会道德、习俗、审美价值及文化形态等因素影响的，因此与作者本人相比，隐含作者是倾向于道德的、符合社会价值的人格，这样的例子极多。但也有些作品有意或无意地显示了隐含作者的某些不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不比真实的作者高尚。

来到读者这一边，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赵毅衡称，读者是文学分析中最飘忽不定而且永远无法固定的因素。“读出来的意义”如果是一个具体的读者所为，那完全没有概括的可能，研究者们只能尝试去概括一个抽象的、有读出意义的能力的读者。这个读者，别林斯基称为“读者群”；瑞恰慈称为“理想读者”；燕卜荪称为“具有正当能力的读者”；姚斯称为“真实读者”；里法台尔称为“超读者”；费许称为“有知读者”，艾柯称为“模范读者”……

从“叙述者”这个文本核心概念展开

再次回到“叙述者”这里，“叙述者”是一个文本中的核心的概念，这一身份在本文中的表现程度和方式，以及隐含的选择，赋予了文本以特征。我们在一个文本中首先要面对的也是叙述者。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大致以叙述者作为核心展开讨论，如第三章，讨论一个文本中可能有很多叙述者和跟随着这些叙述者形成不同的叙述层次。赵毅衡着重分析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叙述层次最复杂的作品《红楼梦》和第一次给中国小说带来“回旋分层”的《镜花缘》。

《红楼梦》中的叙述分层

在文本中，叙述者要描写自己，只有两个方法，一是让自己作为一个人物出现在叙述中，这就是现身式叙述者兼人物，例如《祝福》中有不少地方写“我”的心理活动；二是借对叙述中的人和事的评论间接地显示自己的思想，例如《阿Q正传》中的大量叙述者评论。另外，叙述者也有一个特权：他可以对叙述指指点点地发议论。叙述者对叙述的议论，称为干预。干预可以有两种，对叙述形式的干预可以称为指点干预，对叙述内容进行的干预可以称为评论干预。这一部分在书中的第二章节展开。

理解叙述者和叙述分层对于讨论一个文本很重要，比如鲁迅的小说中的叙述者常常呈现出有趣而多样性的面貌，并有着多个叙述层次，例如《祝福》，有三个明显的叙述层次:

第一层次：“我”在鲁镇的经历，“我”见到祥林嫂要饭，最后“我”听到祥林嫂死去的消息;

第二层次：“我”关于祥林嫂一生的回忆讲述;

第三层次：在“我”的回忆中，卫老婆子向四婶三次讲祥林嫂的情形，祥林嫂自己讲儿子如何死。

与叙述者与叙述分层有关的，是第四章“叙述时间”与第五章的“叙述方位”的概念。一般来说，任何叙述都是倒叙，时间也可以变形，比如倒叙、插叙等等；叙述方位即叙述视角，叙述者在文本中的叙述视角可以是全知的，也可以是限制的，全知视角可以是作者的，也可以是隐含作者的……

另外，文本中的叙述者虽然被倚重，但不一定是可靠的。叙述学研究者布斯曾列举造成叙述不可靠的六种原因：叙述者贪心（如《喧哗与骚动》中的第三个叙述者杰生）；痴呆（如《喧哗与骚动》中的第二个叙述者班吉）；轻信（福特·马道克斯·福特《好大兵》中的道林）；心理与道德迟钝（亨利·詹姆斯《野兽与丛林》中的马切）；困惑、缺乏信心（康拉德《吉姆爷》中的马洛）；天真（马克·吐温《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的哈克）。

赵毅衡认为这只是评价叙述是否可靠的标准之一，有趣的是，现代社会文明过熟，文化不够者反而道德更加可靠，比如夏目漱石《我是猫》中的动物叙述者，老舍《月牙儿》中的妓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