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丨我在临汝镇组织的三次戏剧大赛(上)
- 时间：2026-07-04 10:36
- 来源：会员中心
- 作者：赵新节
郭进拴丨我在临汝镇组织的三次戏剧大赛(上)
1980年春天，我走马上任临汝镇文化站站长。说是文化站，不过是一间漏雨的旧屋、两张缺腿的桌子，外加一本翻烂了的《河南戏曲志》。全镇十几万人口，除了公社偶尔放场电影，最热闹的就是逢年过节请戏班子。可戏班子贵，请一回要花掉一个大队半年的工分。我望着墙上的奖状——临汝镇过去是出了名的“戏窝子”——心里翻腾着一个念头：不让乡亲们看上几台好戏，我这文化站长，就当得没滋味。
## 一、古戏楼前的锣鼓声
1980年底，北风刮得紧，我却往临二大队跑得最勤。那里有座古戏楼，据说是清道光年间修的，飞檐翘角，台柱子上的彩漆虽已剥落，但台面宽大，能容下二三十人翻跟头。我找到大队支书老张，提出要在这里搞一场戏剧大赛。老张拍着大腿乐了：“好哇！文化站牵头，各大队出剧团，咱们临汝镇多少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消息传出去，各大队像炸了锅。关庙村的戏班子连夜排《打金枝》，东营的拿出了压箱底的《卷席筒》，临三、临四两个大队暗中较劲，一个排《穆桂英挂帅》，一个排《秦香莲》。邓禹、榆树园、冯店、东马庄也纷纷报名，一共八个剧团，唱豫剧、曲剧、越调的都有，把参赛名单递到我桌上时，我的手都在抖。
比赛定在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凌晨四点多，我裹着棉大衣赶到戏楼，发现已有人影晃动。临二大队的社员们用牛车拉来了木料和幕布，几个老戏迷正蹲在台前挂汽灯。天蒙蒙亮时，各剧团的戏箱到了，叮叮当当的铜锣声惊醒了整个镇子。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近的走路，远的骑自行车，还有赶着毛驴车的，把戏楼前的空地挤得水泄不通。七十五岁的王老伯拄着拐杖走了二十里路，就为了听一段《辕门斩子》。
上午九点，锣鼓一响，大赛开始。没有扩音器，演员全凭真嗓子。关庙的“刘大哥”一开口，声如铜钟，震得屋檐上的灰土簌簌往下掉。东营的戏班子演《卷席筒》，小苍娃跪在台上哭得泣不成声，台下的大娘们纷纷用袖子擦眼泪。最精彩的是临三和临四两个大队的“对台”——两个戏台相距不过五十米，这边唱《穆桂英》，那边就唱《秦香莲》，观众在两台之间来回跑，叫好声此起彼伏。我站在戏楼侧台，手忙脚乱地记分、维持秩序，棉袄全湿透了，心里却像喝了蜜。
比赛从早上一直唱到深夜，汽灯烧了三桶煤油。最后评出一等奖：关庙村剧团；二等奖：临三、临四大队。每个获奖剧团奖了一面锦旗和一二十块钱的奖金——钱是我从文化站经费里挤出来的。散场时，东马庄的团长拉着我的手说：“站长，明年还办不办？俺们回去再练几个新戏！”我点头应下，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
那年冬天，古戏楼前的锣鼓声传遍了整个临汝镇。后来有村民告诉我，比赛结束后的一个月里，全镇的小孩都会唱“有为王我坐金殿”了。
二、连圪塔村的《老梅新枝》
1983年春天，我把目光投向了连圪塔村。这个村子藏在汝河边，一条土路坑坑洼洼，全村只有一台收音机。但那里有块很大的打麦场，四面是土坡，天然形成看台。我找到村支书老李，说：“在这里演一场戏，要让全大队的人都来看。”老李摸摸脑袋：“戏呢？咱村可没人会唱整本的。”我笑了：“戏，我来写。”
那时我和县文化馆的屈江北老师已经合作了好几年。他是老戏剧人，肚子里装着上百个剧本，我跟他讲连圪塔村的事：村里有个叫老木的木匠，一辈子给乡亲们打家具、修房子，自己不娶妻不置产，临终前把攒的钱全捐给了村小学。屈老师听完，一拍大腿：“写！就写这个！”我们熬了七个通宵，写了改，改了写，稿纸扔了一地。最后定稿的《老梅新枝》是一出六场现代戏，豫剧曲调，唱词里带着泥土味。
戏排好了，演员是临三剧团的骨干。排练在连圪塔村的打麦场上进行，没有正经舞台，就用木桩和门板搭了个台子。三月的风还凉得很，演员们穿着单薄的戏服排练，冻得直跺脚，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演老木的演员叫赵大年，原本是邻村的木匠，演起来就跟他自己的生活一样，连走路的姿势都带着刨木头的习惯。
正式演出那天，天还没黑，山坡上已经坐满了人。附近十里八乡的村民都来了，有的爬上了树杈，有的站在牛车顶上，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被儿孙用独轮车推来。开戏前，我站在台前讲了几句话，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但没人走。当大幕（其实是一块旧床单）拉开，赵大年背着工具箱走上台时，全场安静了。
那晚的演出出了意外——演到第三场，老木把攒的钱递给小学校长时，风太大，把装钱的道具信封吹到了台下。观众以为是真的，几个年轻小伙子跳下土坡就抢着捡，然后齐刷刷递回台上。赵大年愣了一下，接过信封，眼泪唰地下来了。他对着台下鞠了一躬，接着唱下去。这场戏，他唱得比任何一次排练都动情。
演到第四场，老木临终前对孩子们说：“你们好好学习，把咱村建好。”台下已经哭成一片。散场后，连圪塔小学的老校长找到我，红着眼眶说：“站长，这戏得让全镇娃子都看看。”我点头：“还要让全县、全省都看看。”
后来，这个戏在临汝镇演了十几场，场场爆满。每次演到老木捐钱那段，总有人往台上扔零钱。我让人把钱收起来，又捐给了村小学。屈江北老师后来跟我说：“这个戏能成，是因为戏里的人，就是咱乡亲自己。”
三、广场上的新台
时间到了1985年夏天，我已任站长第五个年头。这五年间，临汝镇的变化肉眼可见：乡间土路修成了柏油路，不少人家买了电视机，年轻人开始穿喇叭裤、跳迪斯科。可每逢农闲，村民们还是惦记着看戏。我决定在镇中心新修的广场上，组织第三次戏剧大赛。
这次规模更大。光是报名参赛的剧团就有十二个，除了老面孔，还多了几个新成立的村办剧团。年轻的演员们带着电声乐器和新编现代戏来了，与老戏班子同台。我特地邀请临西中学的语文老师写了一个新剧目《新风赞》，讲的是农村青年破除旧俗、带头办喜事新办的故事。演出那天，广场上搭起了一个真正的舞台——铁架子、红绒幕布、专业音响，是我找县文化局借来的。台下涌来了三四千人，连周边的乡镇都有人骑摩托车来看。
比赛从下午唱到晚上，新戏老戏交替上演。关庙的老班子依然拿出了《打金枝》，但年轻人更喜欢《新风赞》里那种带点摇滚味的豫剧。晚上九点，最后一出戏——我们文化站重新编排的《老木》——作为压轴登场。这次我请了县豫剧团的乐队伴奏，舞台灯光一打，山坡上的土墙变成了巍峨的太行山。赵大年依然演老木，他苍老了一些，但唱腔更沉稳了，每一句都像从心里掏出来的。
演出结束时，台下没有像以往那样喧闹，而是沉默了几秒，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个小姑娘爬上舞台，把一把野花塞到赵大年手里。那晚，广场上的汽灯一直亮到半夜。
第三次大赛结束后，我把文化站墙上的奖状换成了这三届大赛的合影。照片上，演员、村民和我挤在一起，背景是古戏楼、打麦场和新广场。六年间，我见证了临汝镇的戏台从砖木变成钢筋水泥，从油灯变成电灯，从只有豫剧变成百花齐放。但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永远不变的东西——台下期盼的眼睛，台上滴落的汗水，还有散场后，老人们哼着戏文慢慢回家的背影。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古戏楼已经拆了，连圪塔村的打麦场也变成了水泥篮球场，只有镇中心的广场上，每逢春节还会搭起戏台。而当年的老演员们，有的走了，有的老了，但他们的子孙还在唱。我常常翻出那些泛黄的剧照，手指滑过《老木》的剧本封面，封面上屈江北老师用毛笔写的“谨以此剧献给所有像老木一样淳朴的庄稼人”，字迹已经模糊，但那股墨香，和那三年的锣鼓声、喝彩声、哭泣声，永远留在了我心里。
我把这三届大赛的故事记下来，不为别的，只为告诉后来的年轻人：在那些没有电视、没有手机的年代，他们能做的也只是搬把板凳，看一出戏，流一次泪，然后就又有力气下地干活了。
戏散了，日子还在过。但戏里的那些人和事，像老木一样，永远活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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